盖州出土“銎内啄戈”初探

  (作者：阎海）

　　1980年11月，辽宁省盖县(今盖州市)九垄地乡南窑村村民在取土时发现了一处青铜时代墓地。(见地理位置图)营口市博物馆闻讯后到现场进行了清理发掘，共发掘墓葬7座，墓的四壁为小薄石板砌就，墓底铺石板。出土陶器有刺点纹细颈瓶和素面直筒罐。另在群众手中收集到该墓地出土的镐形青铜器。(照片)该器物通长20.5厘米，宽6.5厘米。銎呈椭圆形，铸于距内6厘米处,出土时銎部断裂，銎的内径长约2厘米，宽约1.3厘米。援部窄而厚，呈锥状，尖端圆钝(原始记录称尖端锋利)。内呈长方形的方柱体，尾端平厚，如锤头状，边缘略向外展，似有砸击痕迹。(图1)该器物形制特异，十分罕见，在营口地区尚属首次发现，因当时的考古报道中未见有可资定名和断代的标准器物，故暂称之为“鹤嘴镐”，年代为青铜时代，对其用途推测为“一种生产工具，但不排除当兵器的可能性。” [1]2001年7月，辽宁省文物鉴定专家组来营进行馆藏文物定级，将此器物定名为“商周青铜銎内啄”，级别为二级。

　　“銎内啄”，即“銎内啄戈”， [2]是商周时期中国北方特有的青铜兵器。王绵厚先生曾将銎内啄戈与曲刃青铜短剑、管銎式斧、环首铜刀并列为辽河流域青铜时代典型的北方铜器。[3] “銎内啄戈”与中原式戈的主要区别为：1、援部上下缘均无刃，无中原式戈的钩、割、砍功能，只有啄的功能。2、援部有圆棱柱状脊，比中原式戈的棱形脊更突出。3、内的尾部边缘有锋刃，呈斧形，兼有斧的劈砍功能，而中原式戈的内为方形无刃。4、有銎孔，可以安插柄，而中原式戈的装柄方式是利用胡穿进行捆绑。因此，有的研究者从其援部“啄”的功能从发，将其称为“啄锤”。[4]也有的研究者根据其内尾部呈斧形的特点，称其为“銎斧式戈” 。[5]

　　此类铜戈主要分布于我国燕山南北，目前我省见诸报道的“銎内啄戈”共有17件，分别出土于绥中冯家、[6]兴城杨河、[7]东港孤山[8]等地。

　　1、绥中冯家戈：

　　共13件，通长都在14~19厘米左右。援部宽而厚，尖端呈舌状，圆棱形横脊，椭圆形銎孔。其尾部呈斧状，也称“銎斧”，具有斧的实用功能，根据其形状的不同，又可分为A、B两式，A式銎斧较短，斧刃略窄于斧身。(图2，1、2)B式銎斧的长度和宽度都明显大于A式。(图2，3、4)其年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。

　　2、兴城杨河戈：

　　1件，通长18.2厘米，援部尖端有锋，两侧有刃，中间有棱脊横贯戈身。椭圆形銎孔，上细下粗。尾部(銎斧)向下弯曲，有锋刃，并有明显砍伐痕迹。(图2，5)年代约为西周初期。另据原报道介绍：“最近又征集到2件出土地不明的銎内戈，与此戈形制相似，但其后缘均无刃。”

　　3、东港孤山子戈：

　　1件，戈身短小，援的前端残缺，存长14.7厘米，其形制与兴城杨河戈相似，(图2，6)年代也应为西周初期。

　　通过比较研究，可以发现，盖州出土的“銎内啄戈”与上述见诸报道的这些“銎内啄戈”在形制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。首先，见诸报道的这些“銎内啄戈”的内为扁方形，绝大多数尾端有锋刃，呈斧状，可以劈砍，所以也被称为“銎斧式戈”。而盖州“銎内啄戈”的内为方柱形，尾端平厚，厚度约3厘米左右，有砸击痕迹，呈锤头状。其次，见诸报道的这些“銎内啄戈”尽管在援部有一道圆棱形的中脊，但整个援部还是同中原式戈一样呈扁平状，其断面为圆棱形。而盖州“銎内啄戈”的援部则窄而厚，呈圆锥状，酷似鹤嘴，断面为椭圆形。再次，见诸报道的这些“銎内啄戈”的銎孔两端均与戈身平齐，而盖州“銎内啄戈”的銎部上下均明显高出戈身，呈管状。

　　综上所述，盖州出土的这件“銎内啄戈”在形制上别具一格，无论从造型上还是功能上都与目前所报道的也称为“銎内啄戈”的銎斧式戈有着明显差异。就目前所见材料而言，该器物的形制不仅为营口地区所仅见，在省内也是十分罕见。它的出现无疑对于研究商周时期辽河流域青铜文化，特别是“銎内啄戈”这种北方特有兵器提供了新的资料，但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课题。很显然，盖州“銎内啄戈”不属于“銎斧式戈”，这给目前普遍认为的“銎内啄戈”等同于“銎斧式戈”的观点带来了疑问。我们认为不宜将其列入銎斧式戈的系列。若将其称为“啄锤”似乎更符合其特点。从它的形制来看，实战威力似乎不大，特别是銎的内径极细，仅能插进手指粗细的木柄，不适合做长柄兵器，我们推测可能是一种马背上使用的短柄兵器，前面所介绍的那些“銎斧式”的銎内啄戈也应该是马背上使用的兼有斧、啄两种功能的短柄兵器，与用于车战的中原式戈有着根本区别。关于它的族属问题，我们认为应该与商周时期生活在辽南一带的貊族的一支“青丘”部落有关。

　　注释：

　　[1] 崔艳茹等：《营口市文物志》，辽宁民族出版社，1996年。

　　[2] 林沄：《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》，《考古学文化论集》(4)，文物出版社，1997年。

　　[3] 王绵厚：《辽河文明在中华文明形成中的历史地位》，《辽海历史文化研究》，辽宁大学出版社，2005年。

　　[4] 乌恩：《殷至周初北方青铜器》，《考古学报》1985年第2期。

　　[5][8] 王成生：《辽宁出土铜戈及相关问题的研究》，《辽宁考古文集》，辽宁民族出版社，2003年。

　　[6] 王云刚等：《绥中冯家发现商代窖藏铜器》，《辽海文物学刊》1996年第1期。

　　[7] 锦州市博物馆：《辽宁兴城杨河发现青铜器》，《考古》1978年第6期。

　　(原文发表于《博物馆研究》2008年第2期)